“義烏模式”的執著創新路

　　浙江省義烏市總工會從本地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和勞動關系深刻變化的實際出發，履行工會組織依法維權的工作方針，積極探索新路子，大膽創新機制，經過10年的探索和實踐，構建了工會維權的社會化模式，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支持、工會運作，企業和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的工作機制。這一社會化維權模式獲得第四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

　　工會維權，成為第一要務

　　義烏，是一座開放城市,是全國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展示中心、配送中心和“世界超市”。130萬外來人口為義烏的快速發展帶來了豐沛的廉價勞動力，筑就了“小商品市場的天堂”。

　　然而經濟快速發展繁榮的背后，勞資矛盾逐漸成為義烏突出的社會問題。上世紀末，義烏市每年的勞資糾紛達上萬起，職工合法權益遭侵犯的案件屢見不鮮。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00年10月，義烏市總工會率先在全國成立工會維權專職機構義烏市職工法律維權協會（后改稱義烏市職工法律維權中心），通過有效整合利用社會資源，實現了工會維權顧問社會化、維權人員社會化、維權經費社會化、維權網絡社會化和維權手段社會化的創新，以此確保職工權益維護有地方可投訴、有工會替他管。

　　在陜西省鎮巴縣赤南鄉廟子壩村的農民郭某眼里，義烏市總工會不只對職工一片赤誠，而且“神通廣大”。

　　郭某的女兒小郭2003年初開始在義烏某企業從事印刷包裝工作，2004年8月出現身體不適，經義烏市醫院檢查確診為血小板減少癥。由于企業不給報銷醫藥費，郭某只好把女兒接回陜西，次年4月小郭因治療無效去世。

　　此時，郭某才想起要為女兒討個公道，于是他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給義烏市總工會寫了一封投訴信。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市總不僅馬上有反饋，并以詳實的調查證據和縝密的法理推斷，說服企業對小郭的疑似職業病情況按照職業病進行補償。最后雙方達成協議：用工企業參照《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待遇，一次性付給郭某補償10.08萬元。

　　自職工維權中心成立以來，共受理各類投訴案件4757起，辦結4451起，調解成功率達93.6%；免費為職工出庭仲裁代理225起，訴訟代理317起；主持勞動爭議仲裁案件590件；為職工追討工資及挽回經濟損失2391.609萬元。共接待農民工和弱勢群體來訪370批7859人，阻止和化解因勞務糾紛引發的群體性惡性事件33起。

　　主動服務，前移維權關口

　　事實上，義烏市總工會在推出社會化維權模式后，并未因此而停止創新的腳步，而是不斷地豐富工會社會化維權工作的內涵與外延，從而促進工會維權工作的“四大轉變”：關注職工權益訴求，維權重點從勞動經濟權益向多種權益轉變；健全維權組織網絡，維權機構從單一化向立體化多層面轉變；堅持“關口”前移，維權時序從事后維權向事前維權轉變；完善社會化維權機制，維權資源從內部整合向外部聯合轉變。

　　用義烏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總工會主席陳有德的話說：“在勞動關系矛盾層出不窮、日益多元復雜的情況下，工會履行維護職能在精神上要堅持不變，做到堅定執著；但在方法上要時時求變，做到大膽創新。”

　　著眼職工勞動報酬權，積極創建工會社會化維權“義烏模式”平臺。創新實施“職工工資債權工會讓渡辦法”是社會化維權“義烏模式”的平臺之一，即職工在義烏務工期間，勞動工資被業主拖欠且面臨經濟困難或特殊情況的，可向市總工會提出申請，經調查評估，確認債權明晰、符合讓渡條件的，由雙方簽訂《工資債權讓渡協議》，市總工會按工資債權憑證先予支付，然后以債權人名義通過協商或法律途徑向業主收回債權。

　　著眼職工勞動健康權，積極構建安全衛生長效管理機制和重大安全事故救助辦法。為解決當前中小企業普遍存在的安全生產工作呈現基礎管理薄弱，職工安全生產意識薄弱，管理難，事故多的特點，切實有效地維護好職工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義烏市總工會開展“企業工會主動參與職業安全衛生”長效管理機制。這一機制主要有“四個環節”，即“一委”，搭建市、鎮街、企業自上而下三級工會主動參與的“企業職業安全衛生聯合委員會”的組織機構；“一議”，通過職業安全衛生聯合委員會對企業安全衛生工作中的難點、熱點、重點問題平等協商、共議共決；“一卡”，把安全檢查提示卡掛在醒目處，做到一機一崗一提示；“一書”，制發《職業安全衛生隱患整改意見書》。

　　陳有德說：我們還著眼職工平等參與權，積極推行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共決為主要內容的民主權利機制。因為從源頭上規范企業用工行為，提前化解勞資矛盾，防止侵犯勞動者權益的事件發生，才能更有效、更主動地維權。

　　“義烏標準”，構建維權新平臺

　　2008年，一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在社會化維權過程中，義烏市總工會遇到從未見到過的新情況。這時，義烏市總工會想到了社會責任標準，想用一種有效協調機制來為身處逆境中的企業和員工服務，調解種種矛盾。即從源頭參與、“關口”前移和構建標準體系建設的角度，牽頭組織實施“企業社會責任"義烏標準"”。

　　陳有德說：我們聯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造性地設計出了以勞動關系、自然關系、社會關系為重點，涵蓋了勞動合同、社會保險、工資福利、工時休假、勞動環境、教育文化、制度建設、環境保護、資源利用、守法經營、產品質量、信用誠信、公益事業、獎懲記錄、短信投票等17個大項、61個具體條款的“義烏標準”。目的就是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到規范化的公共管理軌道，推動社會責任領域從企業“自我約束”到“社會約束”轉變。

　　他們還成立了由市總工會牽頭，市委辦、市府辦、普法辦、人事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經濟發展局等22家政府部門和相關單位組成的“義烏市企業社會責任評證委員會”，形成統一的操作平臺，引入第三方的評估機構，通過企業自主申報、部門調查核實、機構評估認證、社會公開評選等程序，根據A、B、C、D、E5個等級劃分，來確定企業社會責任評證等級。

　　北苑街道是義烏市企業社會責任評證工作的試點。試點一年后統計，北苑街道辦事處所轄的數百家企業的勞資糾紛比往年下降了40%左右，澳升拉鏈公司實施“義烏標準”后，每個工人月均工傷費用支出由8.43元下降到了1.87元。

　　“義烏標準”不僅提升了行政效能，通過企業社會責任評證委員會這一平臺，各職能部門擰成“一股繩”，共同開展對企業勞動關系、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等方面的整體監管，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行政治理成本、提高了政府辦事效能；還促進了企業轉型升級：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認識到，要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將社會責任作為經營管理的重要內容，更多的企業開始逐步轉向對產品、設計、流程、管理和制度等環節的創新，促進盈利方式和增長方式的轉變。

　　陳有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工會要承擔起維權職責，就必須創新維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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