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義烏)商成市場研究所是義烏市商興成市場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設的研究機構。研究所以“興旺專業市場,成就商業地產”為宗旨,專業致力于商品交易市場、專業批發市場的研究。擁有一批精通國內外市場狀況、經驗豐富的高素質專業人才,還邀請了商業地產界及學界知名的專家作為特約研究員或顧問。研究所發展目標是打造民營經濟研究院行業研究所品牌,并成為國內商業地產研究……
我不知道
風往那邊吹
徐志摩詩里的這種心緒,如今成了義烏部分大學生以“非農業戶口”換取農村戶口的真實寫照。
今年10月,義烏市政府出臺第94號文件,明確規定該市未就業大中專畢業生在滿足4個條件的情況下,可把戶口遷回農村:
1995年及以后畢業、肄業、結業,未曾被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含國有控股企業)、縣屬及以上集體企業正式錄用,且未享受城鎮居民房改政策;
被大中專院校招生錄取遷出時屬義烏市農業戶口;
申請“非轉農”時戶籍在本市;
遷入地村民委員會同意接收。
消息一出,就吸引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有評論稱,義烏市政府出臺“非轉農”新辦法,做了第一個敢吃螃蟹者,意味著當地政府服務觀念的轉變和創新。
曾幾何時,考上大學,跳出“農門”,當一個城里人,是無數農村孩子的夢想。而今,重歸農村,成了許多義烏大中專畢業生的新選擇。
看似令人費解的觀念轉變,與社會背景有著密切聯系。由于農村戶口所附著的各種利益,新村民的遷入不可避免地會分割這塊利益蛋糕,導致“非轉農”變得異常艱難。
輿論焦點之中的義烏,也成為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農村戶籍制度矛盾沖突的一個現實樣本。
價值百萬的農村戶口
隨著時間推移及土地升值,農村戶口價值上漲的空間遠未到頂
一個農村戶口為何有這么大的吸引力?
細算一下義烏當地農村戶口的價值,可分為兩大方面:其中最具價值的當屬房屋改建價值一項,另一項則是參與土地征用補償費用以及集體經濟組織分紅的功能。
據2006年頒發的《義烏市新農村住房建設實施辦法》規定,根據不同的情況,一戶家庭在舊房改建中最少可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最多則可分到144平方米的宅基地。
在該宅基地上又可以按照統一標準進行建設,最多可建設四層半的樓房,如果按照實際使用面積計算,即最少可達到486平方米,最多可達648平方米。
目前,農村宅基地用房并不能進入住宅市場進行交易,但義烏當地住宅用地的緊張局面卻很難說今后不會催生此類交易。
“盡管政策并未松動,但如果以后這些改建用房都可交易,這里的經濟價值將會有多少?”江東街道綜治辦主任徐如良說。
除了參與改建房之外,當地農村戶口還具有參與土地征用補償費用以及集體經濟組織分紅的功能。“一旦村里的集體用地被征用,這個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徐如良說。
記者在義烏365便民服務中心采訪時,碰到前來辦理“非轉農”手續的青口村村民王剛(化名),其戶口在2003年上大學時遷出,他坦言自己屬于“新知青”群體――在大城市奮斗數年,卻沒有立錐之地;想要放棄城鎮戶口,重返農村,卻發現同樣困難。
“如果我的戶口不能遷入,就虧大了。”王剛稱,江東街道位于主城區,新開出的商品房均價已達每平方米1.5萬元,他所在的青口村,剛以1.7個億的高價賣掉了村里的一塊集體用地,“政府分走2000萬,村里還有1.5個億。”
目前該村的人口僅1400余,以此衡量,每個村民就有10萬元的分成。“粗粗一算的話,一個農村戶口絕對價值百萬元。”王剛說。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土地的升值,農村戶口價值上漲的空間或許還未到頂,一個農村戶口價值超過百萬的說法,看來并不夸張。
為“農”離婚背后
為成為“村里人”,分到一杯“羹”,只能選擇“協議離婚”
“這些天忙暈了,每天要接待兩百多人。”在義烏市江東街道二樓365辦事窗口,幾位工作人員忙著接待前來咨詢、辦理“非轉農”手續的大中專畢業生。
作為義烏市“非轉農”政策的試點單位,江東街道自9月底開展試點,在街道的365辦事窗口特意設立大中專畢業生“非轉農”工作辦理專窗,安排多名工作人員專門辦理,對資料齊全的做到即審即報,并把工作流程、辦理條件和引導路線進行張貼,方便群眾辦理。
到11月2日下午5時止,該街道已接待上千名大中專畢業生,目前,已有430余名“非轉農”大中專畢業生公示。
在江東街道已經公示的430人中,有五人在近期選擇了倉促離婚。記者了解到,其原因與“非轉農”不無關聯。
在義烏市“非轉農”措施中,對一些符合條件的已婚女性,作了規定,即配偶是市內農業戶口的,應在直接遷入男方戶籍地后辦理戶口“非轉農”手續;配偶系市外農業戶口的,只準許在戶口遷往男方戶籍地時辦理“非轉農”手續;配偶系非農業戶口的,允許遷回原籍農村。
按照政策規定,結婚后女方戶口一般要遷入男方戶籍地,而對于配偶系義烏市外的女方而言,為重新成為“村里人”,從中分到一杯“羹”,只能選擇“協議離婚”。
徐如良介紹,有個新婚女大學生家處城中村,家境不錯,但她考慮再三,還是決定和丈夫離婚,“我勸她,為獲得這點經濟利益,離婚沒有必要,但這位女大學生并不聽”。
“還有不少大學生隱瞞個人情況,甚至假離婚。”徐如良估計,在義烏全市范圍內,因“非轉農”離婚的例子接近50個。
不值得推廣的“小修補”
根本解決問題的做法是把戶口與其附著的利益分開
浙江地區的“非轉農”政策發軔于臺州。
2005年7月,臺州市公安局向各區縣下發了一份《關于大中專院校畢業生“非轉農”戶口問題的答復意見》,第一次明確表示同意進行“非轉農”。
此后,臺州各縣區根據臺州市公安局的“答復意見”開始陸續出臺“大中專畢業生回原籍農村落戶實施辦法”。
一位接近臺州市政府的人士告訴記者,臺州的做法當時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省領導批示過,后來,省農辦調研處專門去臺州做過調研,也提出過一些意見。”
臺州出臺“非轉農”地方政策后,周邊地區受到的壓力更大,溫州市公安局曾就此問題向浙江省公安廳請示,得到的批復是:“非轉農”涉及太多利益問題,原則上嚴格控制,各地可根據情況制定政策。
可以說,“臺州模式”正是如今義烏“非轉農”做法的學習對象。現任義烏市委書記黃志平去年9月上任。此前,他曾先后任臺州市椒江區委書記、黃巖區委書記,其在臺州黃巖、椒江任內,兩區均推出“非轉農”措施。
一位接近義烏市委的人士告訴記者,自黃志平上任義烏市委書記以來,每個季度都會搞開放式的大接訪來解決社會問題,而大中專畢業生曾兩次就“非轉農”問題集體上訪。
此前的2010年初,在義烏市組織部進行的一次全面檢查中,發現當地有195名公務員將其戶籍從城市遷往了農村。此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引起全國關注,焦點則集中在農村戶口隱含的巨額利益上。
10月底,處于風暴中央的義烏顯得頗為謹慎,義烏市宣傳部外宣辦主任陳惠宇告訴記者,目前,“省里對這個政策還不明朗,臺州前幾年就做了,但是省里并沒有公開肯定這種做法。所以,義烏現在要‘少說多做’。”
對于大學生“非轉農”現象,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藍蔚青坦言,現行的二元戶籍制度在城鄉間設置了一道壁壘,但這種現象的本質不是戶口問題,而是戶口背后所附著的利益分配。
昨日,浙江省農辦一位負責人回應時報稱,義烏的做法尚不值得從全省層面進行推廣,“這種做法有利于緩解當地的社會矛盾,但只是對戶籍制度的小修小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該負責人認為,根本解決問題的做法是把戶口與其附著的利益分開來,“簡單地說,是要區分開戶籍的兩種身份(經濟身份和社會身份),讓經濟身份永久化,社會身份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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