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業發展對促進就業增長的貢獻分析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不斷加深，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無疑對就業帶來了直接沖擊。從“擴內需”、“促就業”及“保增長”之間的政策關系來看，就業擴張固然依賴于內需擴大及經濟增長，但從就業擴張對于收入增長的決定性意義來看，“促就業”無疑將為“擴內需”提供重要的購買力支持，事實上也就成為“保增長”的重要支撐點。因此，能否在宏觀經濟領域內尋求就業擴張的持續路徑，將影響甚至決定著本輪“擴內需”、“保增長”工作的持續性。
    綜觀2008年，由于出口受阻、投資減速，流通業作為金融危機的“穩定器”在宏觀經濟中的先導作用得以凸顯。事實上，近年來，在流通業產值持續增長的同時，流通業就業絕對數和在社會總就業人數中的相對比重也不斷呈現雙提高的趨勢[1](P12)，流通業的就業效應日益得到理論界的關注和強調。然而，關于流通業對就業增長的貢獻程度，并沒有在實證層面得到較好的解釋�，F有研究或者以定性研究及數據描述為主，或者簡單地將流通業指標與就業指標做一元線性回歸分析，而沒有將其他因素對就業增長的實際影響予以剔除。因此，在當前外需萎縮、內需亟須擴大的現實背景下，流通業發展能否成為就業持續擴張的支撐點，就必須從實證層面進行進一步的檢驗。通過實證指標的構建及控制變量的引入，本文將運用偏最小二乘法(PLS)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流通業的就業貢獻進行定量分析，并從流通結構調整的層面探尋我國就業擴張的持續路徑。
   一、流通業促進就業增長的實證描述
    關于流通業就業效應現有研究成果的主流觀點認為，流通業的微觀規模相對較小，所需資本投入較少，資本的流通性強，專用性弱，對人力資本的要求相對不高，總體來看就業容量大、安置成本低，因此流通業必將隨經濟增長而發展成為解決城市勞動力就業的主要行業之一。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觀點認為應當將流通產業作為基礎產業來看待�；�于此，筆者首先從時間序列維度考察流通業影響就業增長的一般發展趨勢。
    依據奧肯定律，經濟增長不僅帶來財富的增加，而且還會帶來就業的增加。為考察流通業發展與就業增長的彈性依賴關系，筆者首先依據全國1991年-2007年的統計數據計算出流通業的就業彈性，并與經濟增長對就業帶動的總體彈性進行對比。通過就業彈性在時間序列上的一般走勢和數值對比，可以發現：
    隨著經濟增長對就業增長的帶動作用逐漸減弱，中國正面臨著令人擔憂的“無就業增長”現象。1991年-2007年，我國總體就業彈性基本保持在0.1左右，這就意味著，1個單位的經濟增長僅能帶動0.1個單位的就業增長。截至2007年，我國總體就業彈性僅為0.06，就業彈性下降尤為明顯。
    總體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弱彈性相比，流通業就業增長對于經濟增長則呈現出相對顯著的強彈性依賴關系，流通正逐步成為實現就業增長的重要產業因素。依據上述同期數字對比來看，平均1個單位的經濟增長能夠帶動0.43個單位的流通業就業增長。除個別年份以外，流通業就業彈性均明顯高于總體就業彈性。自2001年起，流通業的就業彈性開始呈現出逐年的持續攀升，2007年流通業就業彈性已達0.73。因此，盡管目前流通業的就業增長仍然小于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值，但從時間序列的一般走勢和橫向的數值對比可以看出，隨著總體就業彈性的不斷下降和流通業發展步伐的持續加快，流通業將成為實現就業增長的重要產業因素之一。
    盡管流通業就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彈性依賴關系正逐步強化，但這種彈性依賴關系在本質上并不能反映出流通業發展的先導程度，也無法體現出這種先導程度對其就業增長的影響。為此，筆者進而構建了流通業產值增長指數和流通業就業增長指數，以便通過對比分析考察流通業產值增長的先導性對流通業就業增長的帶動作用。
    根據顯的二者演進趨勢可以看出，流通業產值增長的“邊際就業增長貢獻”正得到持續而迅速的增強。由于流通業產值增長指數是流通業產值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值，所以該指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通業相對于經濟增長的先導程度。1991年-2007年，該指數波動幅度不大，平均保持在1.63左右，表明流通業發展對經濟增長呈現出相對穩定的先導性。然而，從流通業的就業增長指數來看，經歷了多個年份的波動調整之后，自2001年開始出現持續而迅速的大幅攀升，由2001年的0.68迅速攀升至2007年的11.22，說明流通業產值增長的先導性正體現出階段性的“邊際效益遞增”。換言之，每1個單位流通產值增長指數的提升將帶來更大幅度流通就業增長指數的提升，流通業產值增長的先導性對流通業就業增長的帶動作用正不斷得到強化。
      因此，綜合上述實證描述可以推測：(1)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當前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無疑將加劇宏觀層面的“無就業增長”現象，從而流通業在吸納就業中的特殊意義就變得更加顯著。(2)近年來所呈現的流通業“邊際就業貢獻”日益加大的趨勢表明，流通業不僅不會成為金融危機的“下一個目標”，而且隨著流通產值的持續增長，流通業作為危機“穩定器”在就業擴張中的決定性作用將被進一步強化。
    二、流通業發展對就業增長的貢獻
    (一)模型分析
    從理論上來講，流通業對就業增長的促進作用并非僅僅表現為流通就業人數的增長，隨著流通就業人數的增加，不同產業之間的關聯性以及收入效應所引發的消費響應和生產帶動性，都會帶來總體就業水平的進一步提升。鑒于此，為進一步考察流通業發展對就業增長的實際貢獻，筆者以總體就業增量為被解釋變量，對全國省際截面數據進行回歸模型分析�？紤]到多種因素對就業增量的影響，為最大程度地減少估計偏差，在建立回歸模型時就必須將其他因素對就業增量的影響予以剔除。因此，在將流通業發展各項指標作為解釋變量的同時，必須同時引入控制變量。各指標及變量的屬性及定義見表1。
    在樣本的選取上，筆者以2007年全國31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的橫截面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所用原始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8》。根據表1對變量屬性、統計口徑及計算方法的規定，計算得到各個變量值。由描述性統計結果(表2)可以看出，各省際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進程、流通業發展程度及就業方面存在較為明顯的地區差距。由各個指標的離散系數(CV)可以看出，流通業產值、流通業就業量以及流通業產業活動單位均呈現出比其它指標更大的離散程度。據此可以初步推測，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城鎮化的推進，部分地區的流通業發展仍存在結構性的滯后并有可能制約其對就業的持續拉動。
    然而，在進行回歸之前，通過對樣本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由于流通業、經濟發展及城鎮化進程之間的相互影響，樣本的自變量之間可能存在較高的相關程度，通過對自變量之間進行相關分析也可以看出，自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全部大于0.5，故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估計將可能帶來較大偏差�？紤]到上述問題，筆者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LS)進行模型估計，整個過程均運用SIMCA-P軟件實現。
    通過回歸模型的構建及檢驗結果可以看出：
    (1)就本文所關注的流通業發展指標而言，流通業產值、流通業就業以及流通業產業活動單位數均對總體就業增量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流通業產值指標(LnC)的系數表示，1個單位的流通業產值增加能夠帶來0.37個單位的就業增量；流通業就業指標(LnEc)的系數表示，流通業本身的就業擴張對總體就業增量的貢獻為47.6％；與前兩項指標相比，流通業產業活動單位數指標(LnNc)的系數最小，依據回歸結果，一個單位的流通產業活動單位數增加，僅能帶動0.251個單位的就業增長。
    (2)各控制變量對就業增量則表現出顯著的負向影響。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指標(LnPGDP)的系數表示，1個單位的生產總值增量將帶來0.26個單位的就業總量下降；城鎮化水平指標(Lncity)的系數則顯示出更加明顯的負彈性，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單位，就業總量平均下降0.363個單位。
    (二)基本結論及原因解釋
    依據上述實證分析結果可以推斷：
    (1)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及城鎮化程度的深化并沒有引起就業的增加，反而與就業增量呈現反向變動關系。一方面，這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的非均衡性，收入差距的持續拉大使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增加未能引起社會總需求相同程度的增加，從而使就業的持續擴張受到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之前所描述的宏觀經濟層面的“無就業增長”現象；另一方面，這也反映出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共性問題，即在城鎮化迅速推進的同時，在社會有效需求相對不足的前提下，很難形成制度性的吸收轉移勞動力機制，從而使城鎮化對于就業增長的帶動作用未能有效顯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內需不能得到有效擴張，經濟增長及城鎮化推進對就業擴張的負向影響將很難逆轉。
    (2)在經濟增長及城鎮化未能有效帶動就業增長的情況下，流通業發展成為促進就業擴張的有效產業因素，流通業產值、就業貢獻的加大以及流通產業活動單位的增加都將顯著推動就業擴張。這進一步驗證了，盡管單純由經濟增長及城鎮化所影響的就業呈現出負增長，但流通業的發展很好地抵消了這種負向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流通業的持續發展無疑將有利于從根本上逆轉宏觀層面的“無就業增長”現象。
    (3)目前流通業帶動就業擴張仍面臨彈性不足的問題，這將使流通業的結構調整提上日程。由流通業發展促進就業擴張的低彈性來看(回歸系數均小于0.5)，單純依靠流通業“量”的增長來推動就業擴張將效果甚微。而這種低彈性也進一步說明，目前流通業的發展仍然面臨結構方面的現實問題。針對可能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筆者認為：
    一方面，在流通業內部，批發和零售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兩大子產業的產值與就業偏離度明顯過高，成為影響流通業就業吸納作用的結構因素之一。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8》的數據可以計算(見表4)，批發和零售業產值占流通業總產值的47％，而與此相對應的就業比重僅為72％，產值比例相對于就業比例呈現出高達25％的結構偏離，表明批發及零售業在體現出較強就業吸納能力的同時，其就業承載壓力也明顯過大，這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內其就業吸納的潛力將被降低；與此同時，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的產值比重為38％，而相應的就業比重僅為14％，產值與就業的結構偏離度達24％，說明目前該子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相對較弱。因此，流通產業的內部結構偏離使得流通總產值增加未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就業吸納功能，也是導致其就業促進作用缺乏彈性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盡管流通業產業活動單位數在逐年迅速增加，但人均產業活動單位數明顯過低，這就使得流通產業單位的就業吸納能力相對有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8》的數據計算，2007年全國每一萬人平均擁有1.46個限額以上流通業產業活動單位，而全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排名前8位的省份與此相對應的平均數值則為2.73，接近全國地區的2倍。在不考慮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較低的人均流通產業活動單位數必然加大勞動要素之間的競爭，從而使得流通產業活動單位帶動就業增長的彈性就被降低。這一現象的出現，表明全國范圍內消費需求仍然未能有效釋放，從而未能帶動流通產業活動單位的有效增加，而消費需求的滯后性則可能源于不盡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事實上，收入分配結構的非均衡性增長不僅會影響到消費需求結構，而且將進一步影響到流通產業單位內部的要素需求結構，過高的收入差距將引致要素需求偏向資本密集型。
    三、調整流通結構與擴張就業的建議
    立足于上述實證分析的基本結論，筆者認為，在當前“擴內需、促就業、保增長”的政策背景下，必須從戰略高度重視流通業的就業帶動功能，以便為擴大內需及經濟增長提供有效的就業支撐。而這種就業效應的發揮，絕不是簡單停留在流通業產值增加和流通企業數量增加的層次上，而應將流通產業的結構性調整視為流通業就業效應能否有效發揮的關鍵性環節。因為無論是社會消費需求結構、還是流通產業內部的要素結構，抑或是由流通業發展所影響到的收入分配結構，其調整的根源都源于流通業本身的結構調整，而這也正是流通業作為先導性產業功能的具體體現。這種流通結構調整的政策效應具體表現為下述幾個方面：
    首先，通過流通業內部相應子產業的結構調整，培育流通產業的就業吸納導向。針對目前流通業內部產業規模比例及就業吸納比例的結構性偏離，應把批發、零售和物流產業的結構調整作為發揮流通業就業吸納功能的關鍵環節。以就業吸納功能的最大化為導向，一方面，應確立批發及零售行業在流通業中的主導性地位，加大其產值比重，在最大限度利用其就業吸納能力的同時，也適度降低其就業負載壓力，從而加大其吸納就業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在調整產值結構的同時，須強化物流行業的就業吸納功能，作為流通業的重要子產業之一，目前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的就業比重仍明顯滯后于其對應的產值比重，意味著物流行業的就業吸納導向仍未得到充分體現。因此，強調流通產業“量”的增長，必須同時通過內部子產業的結構性調整，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非良性增長格局，這是提高流通業就業吸納作用的關鍵環節，也將為流通業內部的新增企業提供結構方面的要素需求導向，而這種行業性的要素需求導向又進一步決定了企業的要素需求結構是否有利于其就業吸納功能的發揮。
    其次，通過重組整合、結構調整及規模控制，強化流通企業的就業吸納職能。而增強流通企業的就業吸納職能，絕不是簡單地停留在企業數量擴張的層面上。考慮到勞動密集型的要素需求對就業增長的帶動性，我國還需扶持部分中小型流通企業的成長，因為中小型商業企業始終是我國就業吸納的主體。與此同時，還應通過重組整合及結構調整，適度提高現有流通企業的產業集中度。產業集聚效應的深化所帶來的共享勞動力市場及知識溢出，不僅會使產業內部的潛在就業機會得到持續釋放，也將使單個流通產業活動單位內部的就業增長點不斷增多，從而單個流通產業單位的就業吸納功能也得以強化。
    再次，通過調整流通產業及各產業活動單位的要素分配結構，加大流通業的勞動力回報和人力資本投入，引導收入分配格局和消費需求結構的優化，從而促進流通業及相關產業要素需求結構的良性演變�？梢哉f，收入差距的改善本質上還是首先依賴于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這就意味著流通業仍需深化其勞動密集型功能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就業吸納功能。因此，優化流通業的要素分配結構，就必須首先強化流通就業的收入促進功能，強化勞動要素相對于資本要素的回報程度，使流通業就業增長與收入增長的正向關聯性得以充分體現�？紤]到流通業的勞動密集型特征，流通業收入水平的整體提高，將有力緩解收入差距過大等結構性問題，從而引致需求結構以及相關產業要素需求結構的優化。在此基礎上，流通業產值及就業增加對就業增量的貢獻程度都會加大。另外，在確立勞動相對于資本的要素分配結構性優勢的同時，必須注意到人力資本投入對于流通業持續增長的重要意義。長遠來看，結構優化、產業升級都將引致資本或技術對勞動的擠出效應。因此，優化流通業的要素分配結構，必須持續加大流通業的人力資本投入。隨著流通業的持續演進，流通人才體系的培育和建設將為其不斷創造新的就業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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