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集群具有強勁的增長性

　 [摘要]產業集群的巨大力量在中國也得到了充分的驗證。凡是經濟環境良好的區域，產業集群也往往得到較好的發展，其區域經濟往往表現出強勁的增長性。集群經濟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中最為活躍的一種經濟力量。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浙江、江蘇、河北、廣東、福建等地，許多產業集群正在蓬勃發展。以浙江省為例，溫州皮鞋產業集群、義烏的小商品產業集群、紹興的輕紡產業集群、柳市的低壓電器產業集群、鄞縣的服裝產業集群、諸暨的大唐襪業集群、嵊州的領帶產業集群、金鄉的標牌和包裝印刷產業集群、海寧的皮革產業集群和永康的五金產業集群等都有突出的業績。這些地域的有關產品在全國、有的在全世界都占有相當大的份額。
　　一、凡是經濟環境良好的區域，產業集群也往往得到較好的發展：產業集群為世人矚目 　　產業集群是某一產業領域內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眾多企業和機構在相對狹小的地理區域內聚集而形成的一個經濟群落。產業集群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即空間集聚性和產業關聯性。正是此二者的統一，使得產業集群既不同于一般的經濟區域，如某個普通城市，也不同于廣義上的網絡組織（如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系統）。
　　產業集群很早就已經存在，并自產業革命以來規模不斷擴大，數量日漸增多。直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面對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一些區域呈現出經濟衰退的景象：大型企業紛紛破產，大量工人失業。與此同時許多中小企業集聚的產業區卻表現出驚人的增長勢頭，引起了世界的矚目。
 　　在美國，微電子、生物技術、風險資本集中在“硅谷”，影視娛樂業集中在好萊塢；互惠基金、軟件和網絡集中在波斯頓；金融服務、廣告、出版、多媒體集中在紐約；汽車設備及零部件集中在底特律；房地產開發集中在達拉斯；保險業集中在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特：鐘表業集中在密西根；新材料、能源集中在匹茲堡：飛機設備與設計、軟件、金屬加工集中在西雅圖。在德國，汽車業集中在慕尼黑等南部地帶；化工業集中在法蘭克福一帶。在意大利，金屬閥門、磁帶集中在諾瓦拉北部；絲織品集中在倫巴第的科墨；家具集中在貝爾加莫；鋼鐵業集中在布魯西業；黃金首飾加工集中在阿雷佐和維琴察。另外，荷蘭、英國、印度等國家的產業集群都有相當杰出的表現。９０年代中期，美國３８０個地方產業集群的產業達到全國總產值的６０％。產業集群的發展及其令人矚目的經濟績效逐漸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極力提倡并推廣集群戰略。集群戰略在不少地區正成為新的工業發展戰略。
 　　產業集群的巨大力量在中國也得到了充分的驗證。凡是經濟環境良好的區域，產業集群也往往得到較好的發展，其區域經濟往往表現出強勁的增長性。集群經濟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中最為活躍的一種經濟力量。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浙江、江蘇、河北、廣東、福建等地，許多產業集群正在蓬勃發展。以浙江省為例，溫州皮鞋產業集群、義烏的小商品產業集群、紹興的輕紡產業集群、柳市的低壓電器產業集群、鄞縣的服裝產業集群、諸暨的大唐襪業集群、嵊州的領帶產業集群、金鄉的標牌和包裝印刷產業集群、海寧的皮革產業集群和永康的五金產業集群等都有突出的業績。這些地域的有關產品在全國、有的在全世界都占有相當大的份額。
　　二、既代表生產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動和產業區位可自由替代的傾向，也代表生產要素向某些特定地點集聚和產業區位不可替代的傾向：全球化和本地化的協同造就了產業集群 　　任何事物的運動都是由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產業集群的形成，即眾多企業和機構對生存環境的共同選擇也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２０世紀后期的世界經濟是在一對矛盾的支配下運行的，矛盾一方是全球化，另一方是本地化。全球化代表了生產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動和產業區位可以自由替代的傾向；本地化則代表了生產要素向某些特定地點集聚，產業區位不可替代的傾向。全球化和本地化構成了當代產業集群形成的外因和內因。全球化是最大的外因，而本地化是最根本的內因。
 　　經濟全球化是建立在技術進步與組織變革基礎上的產業空間組織革命。近５０多年來，交通與通訊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發展，使以往許多限制生產活動區位選擇的本地化生產要素喪失了固有的壟斷性，國際金融市場自由化降低了資本流通的障礙，標準化生產減少了對工人特殊技能的依賴。企業可以在全球范圍組織生產流程及銷售渠道，生產過程被分割成不同的階段，依據各個階段對生產要素的不同要求，以及投資效益最大化的原則，尋求不同的生產區位，并在自己生產、對外轉包及全球采購等不同組織形式間進行抉擇。當生產要素在國際間流動越來越強時，區位替代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大。
 　　縱觀現代產業集群，不管是傳統塊狀基礎上成長起來的還是新崛起的產業集群，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產生，并吸取全球、技術流、信息流的營養而成長的，不可能脫離全球化的背景，作為一個孤立的企業群體而存在。以領帶產業為例，最初世界領帶生產中心在意大利科墨（被稱為國際領帶都市），后生產基地轉移到日本和韓國，再以香港為跳板，登陸中國，落戶于浙江嵊州。現嵊州已成為全世界生產規模最大的領帶生產基地，并向著新的“國際領帶都市”進軍。領帶產業的位移生動地反映了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
 　　與全球化的潮流相對的，是無可替代的本地化力量。而且在全球化復雜多變的背景下，這種本地化的因素也越來越顯著地突現出來。作為經濟全球化力量代表的跨國公司，其本身不可能擺脫本地化制度、文化及成本決策安排，在全球完全自由地實施經濟行為。而產業集群的區域集聚則更加體現了本地化的經濟區位抉擇。
 　　產業集群形成的力量源泉，歸根到底來自于企業為尋求改變自身的生存環境所形成的結盟。中小企業沒有足夠的資本和組織、技術能力實現“垂直一體化”生產，所以往往傾向于突破企業的邊界與其他企業進行協作。大量相同或相近行業地理空間上的鄰近，無疑將對這種協作造就相對優越的環境，使信息搜集、交易談判、交易實施等交易成本下降，而且隨著集群的擴大，環境績效還將同步增長。當今許多大型企業在內部化成本較高時，通常也會將部分生產交給其他專業化的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通常會在鄰近于大型企業的地區選址，以加強與大型企業的聯系，降低運輸、交流等交易成本。因此，產業集群的本地化事實上是價格機制作用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為改善生存環境的一種自然選擇。由此可以說明，為什么領帶產業集群在嵊州而不在其他，輕紡集群在柯橋而不在其他，皮革產業集群在溫州而不在其他…… 　　全球的要素流動，其目的就是為了搜索適宜的區域停滯下來，而特定的區位因其自然稟賦、人文環境、產業氛圍等本地化因素，成為具有“粘結性”的區位，對全球流動著的要素產生吸聚作用，形成產業集群。因此說，現代產業集群的誕生和成長，實際上就是全球化和本地化協同的過程。
 　　三、產業集群按照多種多樣的分工和協作組成了龐大的產業網絡：網絡性是產業集群的基本特征和特具優勢
　　相比較其他企業組織形態，產業集群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網絡性。企業是產業鏈上的“結點”，以產業鏈的產業聯系為紐帶，產業集群按照多種多樣的分工和協作組成了龐大的產業網絡。這張產業網絡又根植于大量的社會關系組成的社會網絡，社會網絡支持和影響著產業網絡的擴展和運行。
 　　產業集群的網絡性使其具有三方面的優勢：
 　　一是橫向同類企業集聚造成的外部規模經濟。外部規模經濟與企業的內部規模經濟不同，它不是依靠單體企業規模的擴大，而是依靠同一區域內，同類企業的集聚造就區域性的整體規模，從而達到規模經濟性。比如，浙江嵊州市是領帶城。全市有１０００多家領帶企業，１０萬從業人員，約５０億元的資產總值。這樣的規模是任何一家國內外領帶企業無法比擬的。集群企業得以共享由規模經濟衍生的市場資源、原材料資源、人力資源、設備資源、金融資源、信息資源和基礎設施資源等等，從而降低進入風險和交易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和競爭動力。 　　二是縱向產業聯系的鄰近帶來的外部范圍經濟。眾多同行或同類企業集聚在同一個地方，不僅能通過數量疊加達到整體規模效應，而且還通過促進專業化企業之間的分工與協作，在一個區域產業上達到單個企業專業生產不能達到的外部范圍。外部范圍經濟即是企業之間的專業分工協作達到的經濟性。產業聯系的鄰近使供應商與客戶的溝通更加便捷，反應更加靈敏，而且產業聯系的鄰近有助于新專業的誕生，因為集群內的企業與其他地區企業相比，更容易掌握集群對新專業的需求，所以新專業在集群內也更容易生長。新專業的不斷誕生和擴大，拉伸了集群的產業鏈，也使集群的分工協作更加細化，外部范圍經濟更加顯彰。
 　　三是集群促進創新的效應。產業集群內的同業競爭是創新的巨大動力。由于眾多同業的企業集聚在同一個狹小的社區，企業的經營手段、設備技術、客戶渠道、產品價格等都較為透明，所以競爭尤為激烈。競爭的密集可能導致兩種后果：一種是同業競爭惡性循環，導致“檸檬效應”，使集群生命力褪化；另一種是激發創新因子，不斷推進集群的良性演進，這取決于集群的決策者（政府或大型企業）的是否有效決策和引導，取決于集群的創新系統是否健全，并富有效率。集群企業只有在技術裝備、經營理念、企業文化上不斷創新，才能緩沖同業競爭的擠壓，才能適應集群環境成為集群資源的富有者。另外，根植于集群社會網絡的集群文化也是集群創新氛圍的關鍵。和諧開明的集群文化有助于集群之中衍生大量“面對面的非正式交流”。這種交流是集群創新因子激活和傳播的主源泉，是具有創新性的產業集群有別于其他企業組織形態的重要的創新平臺。
 　　四、增強國家競爭優勢，迎接入世挑戰：產業集群對中國經濟有特殊意義
　　發展產業集群有利于調整和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產業組織是產業結構的微觀機構。沒有產業組織作為微觀上的載體，產業結構對生產要素宏觀上的配置就無法實現。沒有微觀產業組織結構的優化，宏觀的產業結構優化也不過是“虛優化”和“空心化”現象。作為一種突出的現象，當前中國經濟的專業布局越來越傾向于地理上的集中，產業集群的產出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越來越大的份額。因此，集群行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產業行為，集群對產業政策的反應將直接影響產業政策調節目標的實現。
 　　進入上個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我國的國內外經濟和體制環境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階段我們要完成的產業調整和產業升級任務同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以前相比有著三個方面的區別：即調整對象從產業間比例調整轉到各行業產品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調整的措施從主要依靠國家的政策行為轉變為主要依靠企業的策略行為；調整的目標從宏觀平衡轉向國際競爭力。從上述變化來看，現階段產業結構調整的對象、措施和目標，已經更加深入到產業內部的調整優化上來，因此，重視發展產業集群，對于調整優化我國產業結構無疑具有更加關鍵性的意義。 　　發展產業集群也是迎接ＷＴＯ挑戰，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中國加入ＷＴＯ意味著在廣大企業面前敞開了廣闊的公平競爭的世界市場。與此同時，隨著貿易壁壘的取消或趨弱，中國企業能否經受住更為直接、更為激烈的國際競爭的考驗，確實也是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波特指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和決策者共同認識到，在全球經濟激烈的競爭中，需要增強國家競爭優勢，國內的全球性企業對于增強國力固然重要，而扎根于特定國土上的產業集群更加重要。國際競爭壓力將促使政府在產業組織和區域管理中采取有效行動，發展產業集群。”他還認為“臆想培養出一兩個‘國家冠軍’企業來參加國際競爭而獲得優勢是錯誤的，因為國家競爭優勢產業是由在區域內成組產業的企業促成的。”
　　中國要增強國家競爭優勢，迎接入世的挑戰，尤其需要發展產業集群，這是由中國經濟目前特定發展時期的現實狀況所決定的。首先是目前中國的大型企業雖已具有較強實力，但能列入全球５００強的企業屈指可數，中國企業目前如果在規模上與國外的巨型跨國公司相比拼，無疑是以卵擊石。因此，我們在繼續發展大型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的同時，必須依靠產業集群的力量，改善企業的生存環境和整體競爭力。其次是由于長期被世貿組織拒之門外，中國企業缺乏國際貿易規則的了解和訓練。產業集群靈活高效的組織結構，有利于化解貿易風險，有利于信息的獲取和知識的學習。其三，在中國特別是在沿海區域，產業集群已成為最具特色的經濟組織形態，形成了富有生氣的國內環境，這為我們在更大的范圍內發展產業集群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姚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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