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八大區域經濟模式對比分析-區域的崛起

    我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地理位置與自然條件差異很大，再加上在長期歷史進程中的非平衡發展,各地區文化背景、經濟與商業基礎、政策環境等方面都形成了獨有的個性特征，因此也決定了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模式之間的必然差異。
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不僅對區域經濟的發展非常重要，對企業的發展也會產生重大影響。十多年來，我與視野咨詢中心的諸多專家同仁一道，對全國近百個地、市、縣作過咨詢。本文所總結的八種模式是我們做過咨詢的或進行過實地調研的。希望能通過這些模式的比較，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思路帶來有益的啟示。
    東莞模式
    東莞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在上世紀80年代成為港臺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其成功源于資源整合：東莞提供土地、廠房；四川、湖南等諸多省份提供廉價勞動力；外資提供資金、設備、技術和管理。
    東莞模式因為通過承接港、臺以及后來日、韓乃至歐美的產業轉移而發展，其優點是發展速度比較快。東莞1978年還是個農業縣，2005年生產總值達到了2182億元。
    東莞模式的缺陷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產業利潤主要由外資賺走，打工者只賺取少得可憐的工資; 第二，這種模式已經遇到了發展瓶頸：一是土地供應接近枯竭；二是自然環境承受較大壓力；三是低工資優勢正在喪失。
    昆山模式
    昆山模式與東莞模式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即都是作為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移地，其產業都是處于全球產業鏈的末端。
    昆山在產業引進中有三個特點：
    其一，引進的產業相對集中。主要是電子信息、精密機械、精細化工、民生用品等。在電子信息方面，2005年產值已突破1000億元。以筆記本電腦為例，已有6家筆記本電腦廠、300多家配套企業，筆記本電腦的原材料在周圍70公里的范圍內全部都能配齊。年產筆記本電腦1600萬臺，占全球產量的1/4。
    其二，外資來源地相對集中，主要是臺資。截至2005年底，臺資企業達2400多家，臺灣人超過5萬。
    其三，圍繞打造完整的產業鏈進行企業引進。每引進一家外資企業，就注意跟蹤這家企業在海外的上、下游企業，勸說他們前來投資。根據打造產業鏈的需要，堅持缺什么引什么，很有針對性。
    昆山模式與東莞模式面臨同樣的問題。因把主要精力和資源用于引進外資，甚至“傾全市之力討外資歡心”，本地民營企業的成長受到抑制。這兩個地方本地的民營企業都遠不如溫州，具有典型的打工經濟的特征。因為本地人不是做老板，而是打工，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能與本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同步增長。
    其次，這種經濟具有“候鳥經濟”的特征，它昨天在日本、韓國和臺灣，今天到東莞和昆山，明天可能會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越南、老撾、印度，后天可能又會轉移到非洲。
    東莞與昆山模式的形成，都離不開地緣優勢。東莞是因為毗鄰港、澳、深，又是著名的僑鄉；昆山鄰近上海。如果借用前店后廠的概念，港、澳、深和上海分別是東莞和昆山的店，而東莞和昆山則是港、澳、深和上海的廠。因此，內地一般市縣很難照搬東莞和昆山模式。
    東莞模式和昆山模式之所以能產生是因為中國的低工資優勢迫使日韓甚至歐美的許多加工工業不得不向中國轉移。面臨這種轉移大勢，我們有兩種對策：
    一是辦“療養院”。即地方政府辦一個主要針對外資的開發區，以極低的地價和最優惠的稅收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將那些快要被中國企業擠垮的外資企業招引到中國來，救死扶傷，并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優勢以及比中國企業更優惠的政策，與中國企業競爭。
    二是辦“拆船廠”。在福建福安等許多沿海地區，都辦了不少拆船廠，將國外那些快要報廢的船拿來拆掉，將有用的材料和部件御下，變廢為寶。整個船只則化整為零，不復存在。面對大量國外企業快要被中國企業擠垮的大背景，廣東格蘭仕集團辦了這樣一個“拆船廠”。微波爐的關鍵部件是高變器。以前，格蘭仕的高變器都是進口。歐洲的進口單價為30美元，日本的進口單價為28美元。格蘭仕用補償貿易的方式，將對方的設備無償搬來，為對方生產產品，在完成對方任務的前提下，將閑置的設備為自己生產。結果，每個高變器的生產成本降為4美元。這樣，不僅大大降低了產品成本，還使對方的高變器廠不復存在，由自己取而代之。
    世界加工工業向中國轉移，對一個擁有大量閑置勞動力的中國來說，當然是一個機會。從消極方面看，東莞和昆山的確存在著產業附加值低、工人收入低等問題。但應看到，在那里就業的大部分都是農民工，這些農民工目前不可能去搞軟件設計和高新技術，他們能找到一個就業崗位，能搞到一碗飯吃，已經不錯了。因此，東莞模式和昆山模式對于解決大量農民工就業來說，是一個有效的途徑。
    當然，同樣是產業轉移，如果不是采取辦“療養院”的辦法轉移，而是像格蘭仕一樣，采取辦“拆船廠”的辦法轉移，這對區域經濟發展將會更加有利。
    青島模式
    青島模式的特點是，一個地方的經濟主要靠幾個大企業支撐。2004年，青島十大集團本地實現工業總產值、利稅分別是1097.4億元和97.8億元，占全市規模以上企業的比重分別為32.9%和46.4%。2005年，五十強集團實現營業收入3179.89億元，占全市企業集團營業收入的93%。
    正因為大企業立市，青島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創牌快，知名品牌多。20多年間，青島涌現出“中國馳名商標”15個，“中國名牌”44個。2005年，青島被評為“中國品牌之都”，青島市名牌企業的經濟總量，占到全市工業的60%以上。
    大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憑借自身的品牌效應和規模效應，吸引上下游企業紛至沓來，不斷發展成大企業集群。
    這種經濟模式的缺陷是，在一個區域范圍內，創業者少，老板少；打工者多，工資勞動者多，是一種只有較少人操心的經濟。其結果是，富人少，老百姓的整體收入水平不高。不像溫州，一個地方有幾十萬人當老板，幾十萬人操心，結果，家家戶戶都是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
    溫州模式
    我曾經用“小狗經濟”來描述浙江經濟，溫州模式就是典型的“小狗經濟”。
    所謂“小狗經濟”即在動物世界，三只小狗聯合起來吃掉一只大斑馬。單個小狗不可能吃掉斑馬，但它們采取分工和協作的方式，第一只小狗咬鼻子，第二只小狗咬尾巴，第三只小狗咬腿，最終把斑馬吃掉了。第二次還是采用這一辦法。多少次以后，第一只小狗就成為咬鼻子專家，第二只小狗就成了咬尾巴專家，第三只小狗就成了咬腿專家。三個專家聯合起來，任何斑馬都不在話下。
    溫州的企業為什么都那么小？可以從三個方面解釋：其一，溫州人在創業初期，得不到銀行的支持，只能靠東借西湊，資金規模很小；其二，溫州人很實在，他們深知當前中國社會的信用狀況不好，因而不相信外人，堅持自己的錢自己用，自己的企業自己管，自己的孩子自己養，結果都采取家族模式；其三，溫州人創業意識比較強，“雞頭文化”比較濃，大家都寧當雞頭，不當牛尾。
    正因為都是小企業，就只好走專業化之路，每個企業只生產一種產品，甚至只生產某種產品的一兩個零部件。比如，專門生產打火機的彈簧或鑼絲，結果，一個小小的打火機由幾百家企業分頭生產，然后通過市場交易進行組裝。這樣又形成了溫州模式的又一個特征，即產業集群。
    對溫州模式的另一種表達是三小三大：小企業，大配套；小商品，大市場，小地域，大產業。
    溫州模式與青島模式的區別是，區域經濟不是由幾家或幾十家大集團支撐，而是十多萬家中小企業支撐；不是幾個人操心的經濟，而是幾十萬人操心的經濟。一個地方的經濟有幾十萬人操心，幾十萬人都每天干十多個小時，這個地方的經濟不可能不好。
    溫州經濟與東莞經濟和昆山經濟的區別是，它不是通過吸引外資，而是通過培養本地企業來發展區域經濟。如果說東莞、昆山經濟是打工經濟，則溫州經濟是老板經濟。
    青島、東莞和昆山模式，其共同特點是，廣大老百姓并沒有因經濟的發展而普遍富裕起來。而溫州模式則是富民經濟。溫州的民間存款有2000多億，現金1000多億，再加上家家戶戶都有樓房，相當多的家族都有工廠，溫州民間財富不會少于萬億。
    當然，溫州經濟確實存在著小企業較多，大企業較少；生產附加值低的小商品較多，高新技術產業較少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新一屆的溫州市委、市政府提出通過吸引外資來改變這一狀況。溫州的現狀是，資本過剩，土地稀缺，本地企業拿著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現金都要不到地。像這樣的地方有沒有必要吸引外資，外資在這些地方能否立足并發揮出優勢，是一個有待實踐回答的問題。據溫州人講，目前所招引的外資，基本上都是溫州人在外的資本。
    溫州模式一個新的變化是，由溫州的區域經濟變成為溫州人的經濟。因為空間的限制，許多企業家感到在溫州的區域范圍內難以施展。于是就走向全國乃至全球。到目前為止，大約有220萬溫州商人攜帶著數以千億的資金，在中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創業。近年來，溫州經濟似乎成長并不很快，在浙江的地市經濟排名中已經掉在后頭，但溫州人的經濟卻突破了區域限制，成為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一個新的組成部分，或一個新的經濟板塊。
    順德模式
    如果說青島經濟是“大企業立市”的經濟，溫州經濟是“中小企業立市”的經濟，則順德經濟是兩者兼而有之，既有“星星”滿天，也有“皓月”帶著“星星”亮。
    順德作為一個縣級區，民營企業十分發達，中小企業遍地都是，這很像是溫州模式。但順德又有美的、科龍、格蘭仕等全國知名的大企業。以這些大企業為依托，打造了許多國內外知名的品牌。2005年新上榜的“中國名牌產品”中，順德占8個，總數達到18個。從這一點看，順德又很像青島模式。
    在產業結構上，順德也是區域專業化和產業集群的典型。在順德的經濟總量中，工業占了70%，而家電、電子信息占整個工業的71%。順德是中國最大的家電生產基地之一，在家電方面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產業鏈條和品牌體系。
    與溫州模式相比，順德既有眾多實力較強、專業分工較細的“小狗”，也有規模較大、品牌較響的“老虎”。在整個經濟生態中，既有漫山遍野的小樹，也有幾棵參天大樹。
    與東莞、昆山模式相比，順德經濟主要不是靠引進外資，而是靠本地企業和本地企業家支撐區域經濟。因此，它與溫州模式一樣，不是打工經濟，而是老板經濟。
    與青島、東莞、昆山模式相比，順德經濟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于，它是富民經濟。這一點也是順德經濟與溫州經濟類似之處。
    順德與青島一樣，都是以家電為主業，都有幾家大型家電企業。區別在于，順德的美的、格蘭仕等家電企業早就實現了改制，而青島的大企業至今尚未完全改制。
    當然，順德本身也存在改制不徹底的問題。比如，科龍如果在當初就由潘寧等創業團隊收購，則其發展勢頭必會大大好于現在，更不會出現隨后的一連串麻煩。這樣，順德模式與青島模式相比，其優勢將會更加明顯，作為順德的代表性企業科龍也不會被青島的海信收購。
    義烏模式
    義烏小商品市場已經不僅僅是中國的商貿中心，它已經是世界商貿中心。現在每天在義烏采購的外商有上萬人。義烏小商品市場年交易額在500億元以上，其中60%的商品是外銷。
    義烏小商品市場原本只是一個中介市場，即買全國、賣全國的市場。義烏市場的商品從全國各地買來，再賣到全國各地。經過20多年的發展，義烏已經實現中介市場與產地市場結合。現在，義務市場所交易的商品中，有近40%在本地及周邊生產，而且，本地生產的比重在不斷提高。因此，義烏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市場帶動工業。
    正因為有40%左右的商品在本地生產，其他60%的相當一部分也在浙江及周邊省份生產，這就使得義烏小商品市場由單純的交易中介，逐步變成了產地市場。
    從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業態看，其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集貿市場、批發市場和展貿市場。所謂展貿市場，即天天都是博覽會。
    義烏小商品市場在發展過程中經過了三大轉變：由單純的中介市場向中介市場與產地市場合一的轉變；由區域性商貿中心向全球商貿中心轉變；由單純的商貿中心向信息中心、商貿中心和物流中心三位一體轉變。
    起初，義烏市場的交易以三現為主，即現場、現金、現貨，客商們大包小包地將商品從義烏背到全國各地。依托其商人優勢和商貿優勢，今天的義烏已經成了中國一個重要的物流中心。雖然在區位和交通方面不具有鄭州、武漢等地的優勢，但他們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已經開通了通向全國各地的327條運輸線路。因為運輸過程中歇人不停車，多數城市的貨物當天就可以運到。這種低成本、高效率的運輸優勢，甚至已經超過了武漢、鄭州等擁有區位優勢和交通優勢的地方。現在全國各地以及世界各地的客商到義烏采購商品，已經不是大包小包，而大單小單。將采購的貨單下達后，客人從義烏乘飛機回家，人回家后，所采購的貨物第二天也到達。
    我國許多地方政府都在建商貿中心，但成功者不多。原因在于，他們把主要精力用于蓋房子、建攤位。這是建場，即建交易場所。而商貿中心的形成與發展，主要不在建場，而在建市，即建立商貿關系，發展和鞏固客戶資源。要發展和鞏固客戶資源，關鍵在于要有較低的交易成本。要做到交易成本低，關鍵又在于政府的開明，即見商人發財不眼紅、不攤派。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成功，就在于有一個開明的政府和一批能干的商人。
    紹興模式
    紹興是中國有名的紡織大縣。2004年，全縣有工業企業9418家，其中紡織企業4507家，紡織機械企業341家，再加上其它與紡織相關的企業，已超過工業企業總數的51%。紡織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77.6%，紡織品對外貿易自營出口占全縣出口總額的94%。因此，有人把紹興縣稱為世界織布廠，也有人把紹興現象稱為“一塊布托起的一個縣”。
    紹興經濟的一個特點是，與紡織相關的產業鏈條比較完整。從紡紗、織布到設計，從印染、后整理到紡織機械，從原料市場、布匹市場到服裝市場，在紹興應有盡有，是一個比較完整、比較典型的產業集群。
    紹興模式的另一個特點是，既有大產業，又有大市場，實現了產業與市場相互推進。中國輕紡城，即坐落在紹興縣柯橋鎮的布匹、服裝市場，是世界最大的紡織品市場。
    紹興縣還擁有世界最大的紡織原料市場。坐落在紹興縣錢清鎮的錢清原料市場，擁有5個專業交易區，共1800套營業用房，年交易量76.77萬噸，成交額120億元。
    提起紹興，會涉及到兩個層次，即大紹興、小紹興。小紹興即紹興縣，大紹興即紹興市。紹興縣是一個紡織大縣，紹興市也是一個紡織大市。紹興全市有5.6萬家紡織單位，從業人員59.2萬人。其中上規模的紡織企業3200多家，從業人員38.2萬人；個體紡織單位5.3萬家，從業人員21萬人。紡織產業集群在整個紹興市是個大集群。這個大集群是由若干小集群集合而成。各小集群又分別集中在不同的縣、區或鄉鎮。市區和紹興縣以化纖及布料生產為主，上虞以紡織為主，嵊州以領帶為主，諸暨以襪子為主，新昌以毛紡和紡織機械為主。
    可見，紹興縣的集群優勢，是依托整個紹興市的集群優勢。在紡織方面，存在著大紹興與小紹興的良性互動。
    而在義烏，是先有市場，后有產業，市場帶動產業；在紹興，則是先有產業后有市場，產業帶動市場。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紹興縣及周邊大量紡織企業的出現，迫切要求建立交易市場以解決外地采購商在全縣各地分頭采購的困難。于是，部分人在交通比較方便的柯橋鎮擺攤設點，坐地銷售，形成了一條專業布街。1985年紹興縣政府統一建造了一個占地3500平方米的棚屋式布匹市場；1988年，市場面積擴大到4.5萬平方米；1992年，被國家工商局命名為“中國輕紡城”。
    柯橋市場或中國輕紡城，最初是紹興數千家紡織企業公共的銷售平臺。因此，它是典型的產地市場。但隨著市場的發展，柯橋市場逐漸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布市。現在，每天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國外采購商近2000人在此采購。柯橋市場所銷售的紡織品，也不全是本地生產的，全國各地的許多布匹和紡織品也到柯橋市場銷售。柯橋成了一個產地市場與中介市場合一的市場。
    從企業的產權制度看，紹興模式最早屬于蘇南模式，即區域經濟以鄉鎮集體企業為主。1998年改制后，鄉鎮企業都改成了民營企業。
    隨后，這些改制企業中，有一大批又成了上市公司。整個紹興市共有26家上市公司。紹興縣下屬的楊汛橋鎮，就有7家上市公司。
    從企業數量和規模上看，溫州與紹興不差上下，但溫州長期以來只有一家上市公司，而且是國有企業，直到2006年，才有華峰這一家民營企業上市。之所以出現這一差別，除了兩地企業家的觀念不同，與企業出身和體制也有關系。因為紹興的企業原本就是公有制企業，在改制時經過財務審計，不存在所謂“原罪”問題，所有帳可以公開。而溫州企業大部分都是家族企業，其成長初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不是很規范的東西，很難將帳目公開，而上市必須要求帳目公開。其次，溫州大部分企業都是家族企業，在產權上不愿意社會化，而紹興大一點的企業都是改制而成的，產權本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不怕社會化。
    紹興模式與溫州模式的一個重大區別：前者上市公司較多，后者幾乎沒有上市公司；前者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本市場發展區域經濟，后者對國內外資本市場采取拒絕的態度。
    嵊州模式
    嵊州模式的特點是，產業高度集中，一條領帶支撐一個縣。嵊州作為一個縣級市，共有領帶企業1080家，年產領帶3億條；領帶的產值100多億元；國內領帶市場占有率高達80%，全球市場占有率近50%。
    由于成本優勢以及隨后逐漸形成的質量優勢，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領帶企業幾乎被嵊州打垮。韓國有幾十家企業都已搬到嵊州，以至嵊州專門組建了一個韓國領帶企業園區。嵊州在全球范圍內所剩下的對手只有意大利。目前，意大利生產領帶的工資成本占全部生產成本的30%以上，而嵊州的工資成本只有領帶生產成本的5%左右。意大利領帶企業大部分設備都是90年代以前的，而嵊州領帶企業的大部分設備都是90年代以后購置的最新設備。顯然，意大利漸漸地已經不是嵊州的對手。意大利不少企業已經在考慮將生產能力轉移到嵊州。
    嵊州領帶目前的狀況是，具有成本優勢和產品質量優勢，但缺乏品牌優勢和國際性的銷售優勢。因此，嵊州領帶目前仍然處在產業鏈的低端，產業的附加值較低，大量的利潤被國外經銷商和品牌商拿走。
    近年來，嵊州市政府及嵊州比較大的領帶企業都在積極探索建立世界范圍的領帶銷售體系，打造世界知名的領帶品牌。嵊州市政府每年召開一次世界領帶博覽會，將全世界的領帶專家、企業家和經銷商請到嵊州，并與世界領帶名城意大利科蒙市建立直接對話機制，力爭盡快把嵊州由世界領帶大市變為世界領帶強市和世界領帶都市。
    總結
    上述八種模式有幾個共同特點：
    1．產業相對集中，形成集群優勢。東莞和昆山集中在以筆記本電腦為主的信息產業上，并圍繞信息產業形成了產業集群；青島和順德集中在家電產業上，并形成了家電產業集群；溫州和義烏集中在若干小商品上，形成了若干重點小商品的產業集群；紹興和嵊州集中在紡織上，形成了紡織和領帶的產業集群。
    關于產業集中，最典型的是嵊州。嵊州的特點是一縣一品，一個縣的產業由一條小小的領帶來支撐。嵊州的經驗說明，小產品能夠成就大產業，因為我們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如果說以前每個縣都是為全國人民甚至本省人民生產產品，只做一個產業養不活一個縣，現在每個縣都是為全球60多億人民生產產品，一個小小的領帶就可以養活一個縣，更不要說其它產品，可見一縣一品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中國縣城經濟發展的一條可行之道，甚至是成功之道。
    2．發展外向型經濟，參與世界分工。將區域經濟納入到整個世界分工之中，在世界產業分工中尋找自己的定位，打造自己的優勢。這種優勢不是在一個市、一個省的優勢，也不是國內優勢，而是全球優勢。用格蘭仕董事長梁慶德先生的一句話講：“只要我的產品全球最好、全球最便宜，我就不怕他不來買”。
    3．在產業發展中，致力于打造完整的產業鏈。而打造產業鏈，一方面靠自己努力，另一方面是借用外力。這方面昆山的經驗尤為突出。昆山市每引進一家外資企業，就注意跟蹤這家企業的上、下游企業，然后通過以商招商和主動勸說等辦法，進行招商引資。圍繞產業鏈的打造，堅持缺什么引什么的原則。
    上述幾個模式中，義烏、紹興、嵊州等地，都是產業與市場互動的典型。義烏是先有市場后有產業，市場帶產業；紹興和嵊州是先有產業，后有市場，產業帶動市場。
    從義烏、紹興、嵊州等地市場發展經驗看，一個成功的市場或商貿中心，不僅要在產業與市場方面形成互動，形成良性循環，還要在市場與物流方面形成良性循環。義烏小商品市場原本沒有區位優勢和物流優勢，因為市場的發展，帶動了物流的發展。而一個完善、高效和低成本的物流體系，又進一步支持和促進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商貿優勢。正是商貿、物流和產業的三者互動，共同打造了義烏商貿中心的地位。
    上述幾個典型的模式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打工經濟：通過招商引資特別是從外部引進整個產業，打造產業鏈的速度比較快，但結果會抑制本地企業和企業家的成長，經濟雖然發展了，但本地老百姓并沒有相應地富起來；
    另一類是老板經濟：主要通過培養本地企業和企業家發展區域經濟，打造產業鏈。結果是本地老板多，本地老百姓富得快。
    在上世紀80年代及至90年代前期，由于我國資本極為短缺，大力引進外資非常必要，給外資各種優惠政策也非常必要。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出現了新型過剩，我國有上萬億的外匯儲備未能很好發揮作用，許多銀行大量存款難以貸出，溫州等地許多企業持有數千萬的資金拿不到地皮。因此，東莞和昆山模式在新的經濟條件下不宜過多推廣。今后，我們當然還要適當引進外資，但更應該學習順德、溫州、紹興等地，積極扶持本地企業，大力培養本地企業家。
    在培養本地企業方面，要處理好大與小的關系。在這方面，青島和溫州都不是最佳的生態模式，順德的生態模式比較理想。
    以上我們只是總結了上述發達地區在產業方面的運作經驗和模式。其實，任何一個經濟發達地區，其背后都有一個務實、高效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對當地經濟、對當地老百姓高度負責任；這樣的政府具有長遠眼光和長期行為；這樣的政府很務實，不搞表面文章和花架子。在這樣的政府領導下，該地區各種攤派很少，干部作風較正，企業擁有良好的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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