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60年前,新中國大地上的這聲吶喊,掀開了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歷史。
60年生動實踐,60年探索前行,浙江走出了一條符合實際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也走出了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和諧發展之路。
在浙江這片充滿活力的熱土上,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處處可以深切感受到政治文明的陽光,聽到民主政治進步的鏗鏘足音。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浙江煥發勃勃生機
2002年,“打工妹”朱林飛沒想到,自己能以2829票當選為義烏市人大代表,成為全國縣(市)級人大中首位農民工代表。
“10年前,我從江西到寧波打工。現在,我是人民選出的全國人大代表!2008年,寧波維科精華家紡有限公司女工楊曉霞,成為我省歷史上第一位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農民工。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人等來自基層的身影出現在我省各級人大代表的隊伍中。各級人大中的基層和一線代表比例增加,人大代表結構進一步優化,代表的先進性、廣泛性進一步體現。我省92名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基層代表約占20%。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和最高實現形式,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載體。
新中國成立60年來,浙江人民努力實踐,不斷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個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鏡頭展現了浙江民主法制建設的成就——
1953年夏至1954年春,浙江開展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大規模的民主選舉。
1954年8月,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在杭州召開,從此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浙江正式建立。
1979年12月,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選舉產生了常委會,隨后全省各市、縣(市、區)人大也相繼成立常委會。
……
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堅持開拓創新,不斷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豐富浙江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形式和內容。
杭州市民丁碧英至今記得,1989年,自己與其他來自社會各界的80多人一起旁聽省七屆人大二次會議的情形。那是我省首次在省人民代表大會上設立旁聽席。
率先舉行立法聽證會;
率先在全國建立公民旁聽省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
開創省級人大主辦立法類專門網站的先河,首次在網上征集省人大常委會立法建議;
率先在全國網絡視頻直播省人大常委會會議……
“開門立法”、民主立法,聽民聲、集民情、納民意,讓法律法規充分反映老百姓的心聲,讓每一個人的智慧都有可能在立法中閃光。
從1979年12月至2008年12月,省人大常委會共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規359件,涵蓋各個領域,使我省經濟社會發展做到有法可依。人大監督工作實效不斷增強。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全省重大事項近200項,數量逐屆遞增。
60年來,人民政協事業在浙江這塊沃土上同樣得到了蓬勃發展。
1950年8月,在杭州召開的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省第一屆協商委員會,即省政協的前身。1955年2月,省政協一屆一次會議在杭州舉行,政協工作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廣泛的政治參與,全面的利益表達。
在我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每個重要時期和關鍵時刻,都鐫刻著人民政協履職的深深印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僅省政協就提交提案近2萬件,提出各類調研視察報告、建議案等900余篇,編發社情民意信息3750多期,許多重要意見建議被納入省委、省政府決策。省政協調研視察報告、提案所提意見建議被采納或部分采納的達85%以上,這些意見和建議促進了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保障了各界人士的民主權利、維護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省委、省政府在重大問題、重大決策上,堅持進行民主協商。近6年,省委召開民主協商會、座談會和情況通報會等近百次,聽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的意見和建議。
近年來,省政協每年都組織專項集體民主監督。省政協還創造性地開通了“民情熱線”,廣泛收集民意,使民主監督的渠道進一步拓寬。
“法治浙江”走向縱深,公眾更多地參與到民主法制建設進程中
2008年11月,在浙江,一場場特殊的“網絡聚會”引起了全國的關注。一位位省委領導走進浙江在線新聞網站,通過網絡與網友交流,傾聽群眾呼聲,體察真實民情。在10場在線互動中,網頁訪問量達3757萬余人次,累計吸引網友在線跟帖留言1萬多條。
民主與法治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法治,是社會和諧的基石、社會穩定的保證;厮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省始終把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擺在突出的位置。
2006年4月,省委十一屆十次全會上,作出關于建設“法治浙江”的重大決定,吹響了建設“法治浙江”的號角,全省法治建設進入新階段。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浙江”的關鍵所在。
浙江在全國率先開通“浙江政務通”和“陽光政務信息服務熱線”,促進群眾與政府直接交流溝通。群眾只需撥打“114”,就可查詢各項政務信息、申請便民服務和進行投訴等。
近年來,我省全面推行政務公開,讓政府權力運行在人民群眾的監督下,更顯透明、更趨規范,也讓公眾更便捷、更充分地了解政府運作的相關信息,形成相互理解、信任、合作的良性關系。
上虞市率先辦起“進一家門辦成,蓋一個章辦好,收規定費辦完,按承諾日辦結”的便民服務中心;金華市率先創辦“單一賬戶、集中支付、統一核算”的機關會計核算中心,割斷機關單位與收費之間的利益紐帶。
2008年6月,杭州市余杭區公布了我國內地首個法治指數,正式運用“量化考核評估體系”,把法治作為一種常態的治理方式。
“一個門進出、一條龍服務、一站式審批”,“百姓點單、政府跑腿”……成為各級政府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大服務力度的寫照。
針對各級黨政機關中辦事難、行政行為不規范等問題,我省還先后修改與《行政許可法》不相符的規章66件,廢止7件,11個市共廢止文件2191件,涉及行政許可(審批)項目2562項,取消自行設定的行政許可(審批)項目558個。
如今,司法神秘的“面紗”已褪去,離群眾的距離更近,也更透明、更開放。
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是我省實踐司法民主的特色。2005年,全省有2400多名預選人民陪審員在經過專業培訓后統一持證上崗。2003年,我省檢察機關在全國率先開展人民監督員制度試點。
近年來,人民群眾對“兩院”工作有了更廣泛、更深入的參與和監督。
法治、民主、人權、公平、正義等理念正如縷縷溫暖的陽光,照射著老百姓的生活。
之江之畔,“基層民主”的浪花奔騰不息,極大豐富和推進了浙江民主政治建設
敢于改革創新的浙江人不僅在經濟發展領域屢創奇跡,在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方面亦是如此。
陳福林是新中國第一個居委會——由群眾投票選舉產生的杭州上羊市街居民委員會首任主任,也是60年浙江基層民主建設進程的親歷者、見證者。
1949年12月,杭州市政府正式發出《關于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員會的工作指示》,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我國最早關于在城市建立居委會的政令。這一做法是浙江對中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重大貢獻。
民主創新的種子在基層播撒。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各級黨委、政府充分尊重廣大干部群眾的首創精神。
近10年,浙江基層民主建設中的一個個創新之舉,一次次登上“地方政府的創新”的領獎臺。有專家評價,這些帶有“浙江印記”的創舉無疑極大豐富了我國基層民主建設的內容和形式。
被譽為“中國21世紀基層民主的第一縷曙光”的“民主懇談”,發端于1999年溫嶺松門鎮“農業與農村現代化教育論壇”。拿慣鐮刀鋤頭的“泥腿子”與鄉鎮干部坐在一起暢所欲言,平等對話。
民主懇談機制迅速推廣到政府機關、鄉鎮企業。2003年,溫嶺市新河鎮政府受民主懇談的啟發,創造了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協調當地非公有制經濟勞資關系。2005年7月,溫嶺市新河鎮再次創新,把民主懇談的方式引入人代會,讓民眾與代表參與到公共預算的審核和監督過程中來。
“民情溝通日”、“民情夜談會”、“民主決策五步法”、“村務大事票決制”……這些年來,這種具有很強生命力的基層民主形式,在全省各地農村不斷衍生出多樣的民主溝通、民主對話、民主管理載體。
這些根植田野的創新,在形式和內容上進一步深化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內涵。
2004年,武義在后陳村試點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在村級權力架構中,創設了一個與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并列的“第三駕馬車”,這是全國第一個在村民自治中專門從事監督的村級組織,F在,村級事務公開質詢制度、民主聽證、重大事務票決等做法在全省普遍推開。
2004年7月16日,新昌縣儒岙鎮石磁村,通過村民公決,被譽為全國首部村民自治特別法——《石磁村典章》(又被稱為《鄉村典章》)問世。
2005年3月,杭州余杭區塘棲鎮唐家埭村以“自薦海選”的方式選出村委會成員,這在全國基層民主選舉中首開先河。去年,“自薦海選”作為一種選舉方式在全省推廣。
……
村民自治的實踐,使廣大農民實現了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開創了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新局面。
我省還以推進社區居民自治為重點,探索社區居委會直選,建立和推行社區居民代表會議、居務公開等制度。
寧波海曙區的居民也許不曾想過,在他們手中誕生的“海曙直選”會被載入史冊。
2003年,海曙區在轄區內社區實行居委會直接選舉,由此揭開全省社區居委會直選的序幕。直選中實行“選聘分離”制度。這被學者們稱為“居委會運作模式的一種根本性變革”。現在,寧波已成為全國首個城區社區全部實現直選的城市。
從村委會“自薦海選”到城市居委會直選,從村民自治到居民自治,從村務公開到政務公開、廠務公開、居務公開……浙江基層民主之花美麗綻放。
60年來,民主政治建設積累的寶貴經驗和成果,為我省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激發了更大的潛能。